3月29日，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分论坛“碳中和：困局与破局”举行。 图/视觉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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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29日，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进入第二天，也是整个论坛日程安排最多的一天，全天举行27场分论坛，聚焦主题包括“中国式现代化”“亚洲区域合作”“世界经济展望”“碳中和”“数字经济”“跨国公司”等。

在论坛期间，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、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、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等多位嘉宾齐聚博鳌，探讨碳中和的困局与破局。

●周小川

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寻求目标与工具的协调

在减排方面，一些国家倾向于使用价格型工具，又有一些国家更多地采用非价格的政策措施，如何看待价格型和非价格型政策工具的作用？

“究竟使用什么样的工具？我觉得是跟目标的协调有关系。”周小川表示，现在气候变化问题面临某种困境和挑战，有一些政府、有一些企业并不是把碳排放放到最高的优先级上，它是多目标的，多目标下存在各种目标和其所用工具的协调，这个协调在理论上会有一个最优协调。

“我们可能会强调不同的方面，因为注重的目标不一样，手里的工具也不一样。但是需要思维上有一个多目标优化的框架来解决问题。”周小川表示。

谈及碳中和进程中金融机构扮演的角色时，周小川表示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做到自己的低碳是远远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包括投资、信贷等其他的一些金融活动，其所支持的对象是不是向零碳前进，是不是有助于实现零碳发展。

●易纲

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属于“胡萝卜”

易纲认为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“胡萝卜+大棒”，碳价或者碳税属于“大棒”，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就是激励机制上的“胡萝卜”。

“‘胡萝卜’怎么给？”易纲表示，比如，央行以一个低息（1.75%的利息）给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。商业银行收到再贷款后，必须对碳减排的相关项目进行支持，同时要承担向社会披露一些信息的义务。碳排放具有很强烈的外部性，在于排碳的这些人没有付出应该付的价格，所以应该有一个碳价或碳税。但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让别人知道它排碳，这就需要披露。

易纲指出，“胡萝卜”支持工具的重点在于要求商业银行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，同时还要接受社会第三方机构的监督，让老百姓(603883)提高对碳达峰、碳中和紧迫性的认识。“只有全社会参加了，老百姓知道了，这个监督才是有效的。”

易纲表示，人民银行推出的碳减排支持工具主要有两大类，第一类对清洁能源、节能环保、碳减排的技术项目进行支持，第二类是对煤炭的清洁利用进行支持，这两类支持工具是在2021年11月推出的，去年是执行这两个工具的完整年。

他表示，两个工具执行了一年多以来，央行已经支持了3000多亿的再贷款，商业银行贷出去了将近6000亿贷款支持企业这些项目。央行的再贷款虽然是低息的，但是要收回的，所以风险还是由商业银行承担，这样的“胡萝卜”激励机制是适中的、是合适的。

“在这一个完整年里，碳减排支持工具2022年带动减排了相当于一亿吨的碳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，我们今后会继续用这样的工具来激励整个金融业支持碳减排。”易纲说。

●赵辰昕

国家发改委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

在极端天气、能源短缺等众多因素干扰下，实现碳中和道阻且长。“实现碳达峰以及更进一步实现碳中和绝非易事，不会一蹴而就，需要我们付出非常艰苦的努力。”赵辰昕表示。

赵辰昕介绍，发改委重点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，第一是深入推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。“我们是以煤为主，我们要立足这个国情，但是用煤也不是敞开了用，我们是有计划、清洁高效地利用。比如，我们做得好的煤电排放已经低于天然气发电的排放，这方面成就巨大，当然我们还会继续努力。”

第二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。赵辰昕介绍，我们在沙漠戈壁荒漠规划建设4.5亿千瓦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，现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超过12亿千瓦，和美国全国发电的总装机大致相当。“我们风电、光伏、生物质发电、在建的核电规模都是全球第一，可以看出，中国人言出必行，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在做努力。”

第三，不断夯实能源安全的基础。“我们经过探索、实践，现在先立后破，要在安全替代的情况下去实现能源的转型，包括我们要建新型的电力系统，这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有新的进步。”赵辰昕表示，下一步发改委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、碳中和，立足我国能源、资源禀赋，统筹把握好破与立的节奏和力度，持续调整能源结构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。

赵辰昕还认为，价格工具更多是市场发挥作用，但碳达峰、碳中和绝不是就碳论碳的事，必须政府、市场和企业共同来发挥作用，要形成最大的合力才有可能最终去实现。

●马骏

推进碳中和需找到最优政策组合

从全球来看，近两年实现碳中和到底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？马骏指出，碳中和作为一个长期目标与很多短期目标发生了冲突，甚至是比较严重的冲突。比如，短期目标是大家现在特别关注能源安全问题、就业问题，这些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怎么调和？如何设定碳中和的短中长期比较科学的目标和方向？这是一个大的挑战。

“第二，怎么样找到最优的政策组合来推进碳中和进程。”马骏表示，政策层面有很多讨论，到底要用碳价、碳税的机制作为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激励和约束机制，还是用更多所谓的非价格工具？各种各样的政策如何组合起来？组合有没有一个最佳的方式，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？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效果？这也是一大挑战。

马骏还表示，高碳行业的活动向低碳转型，很多转型目前还没有得到绿色金融的足够支持。那么，如何建立一个转型金融的政策框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。

此外，马骏认为，如何帮助企业建立进行碳中和的各方面能力也是一大挑战。“高碳企业行业自身怎么进行转型，有些企业知道怎么设定碳中和目标，有些企业还不知道；有些企业知道基础路径，大部分企业不知道基础路径；有些企业知道要去做碳计量、做披露，大部分企业不知道……这些都是挑战。”

新京报记者 胡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