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希望能这样离开这个世界,如果有一天,我倒在讲台上,你们不要哭泣,最好有一个人能继续把课讲完……”近日,在厦门思明区的海富中心,召开了一场关于临终关怀的学术研讨会。会上,82岁的美籍华人教授黄天中“笑谈”自己的生死观。他认为,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,是世界性的教育课题。进行生命教育时,如何补上死亡教育这一课,成为与会者关注的话题。


(资料图)

参会的还有88岁的原天津医学院党委书记崔以泰。他与黄天中以“圆桌对话”的形式,回顾了我国临终关怀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。两位老者用幽默的话语,把历史的镜头拉到35年前。

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,是全世界要面对的教育课题

1988年7月15日,在黄天中和崔以泰的主导下,天津医学院创建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,并设立临终关怀基金。崔以泰成为第一任主任。

“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,是生命教育中不能回避的话题,也是世界性的教育课题。”正是在这种认识下,35年间,黄天中、崔以泰始终在为之呼吁、奔走。

黄天中对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的重视,源于其在海外学习与工作的经历。他1941年出生于江西,长在台湾,在美国求学与工作,后成为美国的大学校长。在两岸还没有“三通”的年代,他借助美籍华人的身份,率先将MBA引入中国大陆,因为有临终关怀的教育背景,黄天中又将其首次引入到国内。

“两个好玩的老头。”这是与会人员对黄天中与崔以泰的印象。35年前,两人年富力强,激情澎湃,期待未来;35年后,虽然只能坐在轮椅上“忆得旧时携手处”,但他们初心不改,火热的情怀依旧。

圆桌前,黄天中与崔以泰向近百名与会者介绍了临终关怀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
“临终关怀”始于中世纪的欧洲。到1967年,英国创建世界上第一家现代临终关怀院。美国1974年建立首家临终关怀医院,1986年临终关怀被纳入医疗补助计划。

1988年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建立后,天津医学院1990年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病房,1992年3月还举办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。

进入新世纪后,《临终护理》《多元文化与护理》等一批教材进入医学院校,这些说明我国已经建立了临终关怀医学专业教学体系、护理专业教学体系。说起我国的临终关怀教育发展历程,崔以泰如数家珍。

“国外开展死亡教育可以追溯到1928年,西方一些国家,死亡教育课程涉及各个年龄段,且实现系统化。”临终关怀的教育经历,也让黄天中对国外死亡教育现状有较多的了解。

“我国死亡教育多年来虽有进步,但整体现状不乐观。”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罗冀兰介绍,从2004年起,北京大学、山东大学等20多所高校开设了与死亡教育相关的课程,还开展了写墓志铭、参观殡仪馆等实践活动,但在中小学课程体系中死亡教育还缺位较多,只有少数学校开展了“写遗嘱”等形式的教育活动。这样的活动虽然带来了些许积极影响,但收效甚微。

厦门翔安一中进行生命教育多年。学校承担了“十三五”规划课题“中学生体验式生命教育的实践研究”。“有人认为中小学生年龄过小,身心不成熟,草率开展死亡教育和实践活动,可能会有负面影响。”课题负责人之一许丽玲是翔安一中心理课教师,她认为,在中小学开展死亡教育很有必要,但方式一定要恰当。

如何让生命教育更完整?直面“死亡”不能回避

“直面死亡这个命题,生命教育才更完整。”早在1992年,崔以泰、黄天中就出版了《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》一书,主张“直面死亡”是书中的主要观点之一。

“受儒家文化影响,中国人看重吉祥和好运,更多考虑的是如何‘生’,很难直面讨论死,社会在发展,这些观念要逐步改变。”黄天中认为,通过恰当的教育活动,让学生直面死亡,很有必要。

“临终关怀教育就是最恰当的方式之一。”崔以泰认为,中国人崇尚孝老爱亲,有“送终”“善终”这些观念,在临终关怀过程中,进行直面死亡的教育,就显得顺理成章。

李志刚是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的主治医师,也是该院“安宁疗护”团队的一员,他向记者介绍了他所在医院临终关怀的相关场景。

清华长庚医院“安宁疗护”团队成员有十几人,既有疼痛医师、治疗医师和护士,还有营养师、民俗专家等多个角色。在这里,医生不会再与“死神”搏斗,也不会进行过度诊治,而是以镇痛、倾听和预后为主。

路桂军是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,也是“安宁疗护”团队负责人,除去医生身份,他还热衷于生命文化推广和叙事医学写作。

路桂军认为,中国人应该慢慢改变传统的生死观。有一次,他看到一个小朋友在祝福爷爷生日快乐的时候,说祝爷爷永远不死,于是大家都笑起来了。

“其实我觉得这并不好笑。”路桂军认为,中国人总会谈起他人死亡,在“你我”之间就避讳这个话题,很多人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远,殊不知它和自己的关系很密切。

“我会去墓地讲生死。”路桂军认为,清明节在墓地讲生死,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,这也是让人们能接受“直面生死”的方法之一。

2021年清明节晚上,凤凰卫视播出了路桂军的专访节目《我给自己办葬礼》。

镜头里,路桂军躺在停尸床上,接受入殓师擦洗身体,随后,他躺入棺材,聆听朋友和家人道别。

“我是要把死亡拉近,告诉大家死亡随时可能来找你,要直面‘我死’。”节目中,路桂军解释了为自己举办“葬礼”的缘由,那就是:对公众普及死亡教育,让人们学会直面死亡。

临终关怀,教育不能缺位

“您这么年轻,为什么要选修临终关怀的课?”“因为这门课让我懂得如何面对死亡,懂得去理解死亡和生命的关系,让我懂得从现在起就要孝老爱亲。”面对记者的提问,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2022级本科生刘之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
最近两年,“不同视角下的临终关怀学”这门课,作为选修课,开始进入集美大学,每年有近60人选修。

“不同视角下的临终关怀学”由黄天中与温州医科大学专业教师共同打造。除了线下教学,其在线上也有诸多的选课者。在“智慧树”选课平台上,已经有2.21万人选修该课。

“不同视角下的临终关怀学”从孝亲文化、人文关怀、专业知识和生死教育四个维度,普及临终关怀教育,弘扬我国孝亲感恩的传统文化。

“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临终关怀教育。”黄天中介绍,人们在得知病情,并要面对死亡时,都会经历否认、愤怒、妥协、沮丧、接受这五个阶段,这些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,全世界都一样,但是中国人有自己特有的文化,中国人的死亡教育应与孝老爱亲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,作为一项系统教育,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教育模式。

在黄天中看来,现在国内对公众引导的重点是要让大家明白临终关怀的主要目的,特别是要让人们懂得:临终关怀的重点并不是如何延长生命,而是如何去丰富生命,提高濒死病⼈的生活品质,让他们得到心灵的抚慰。

临终关怀不仅是⼀项医疗事业,更是一项社会事业,它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提高⼈们的生命质量,更在于对人们进行生命教育,这些是崔以泰35年来最希望告诉公众的。

临终关怀起步35年,未来路向何方?对此,黄天中等前辈提出“六化”建议,即:国家层面的政策给予制度化、临终关怀的教育体系化、临终关怀机构的规范化、临终关怀团队的专业化、生命教育知识的普及化、临终关怀的居家及社区服务的延伸化。(中国教育报-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熊杰 通讯员 刘丽霞)

推荐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