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希望能这样离开这个世界，如果有一天，我倒在讲台上，你们不要哭泣，最好有一个人能继续把课讲完……”近日，在厦门思明区的海富中心，召开了一场关于临终关怀的学术研讨会。会上，82岁的美籍华人教授黄天中“笑谈”自己的生死观。他认为，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，是世界性的教育课题。进行生命教育时，如何补上死亡教育这一课，成为与会者关注的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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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会的还有88岁的原天津医学院党委书记崔以泰。他与黄天中以“圆桌对话”的形式，回顾了我国临终关怀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。两位老者用幽默的话语，把历史的镜头拉到35年前。
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，是全世界要面对的教育课题
1988年7月15日，在黄天中和崔以泰的主导下，天津医学院创建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，并设立临终关怀基金。崔以泰成为第一任主任。
“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，是生命教育中不能回避的话题，也是世界性的教育课题。”正是在这种认识下，35年间，黄天中、崔以泰始终在为之呼吁、奔走。
黄天中对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的重视，源于其在海外学习与工作的经历。他1941年出生于江西，长在台湾，在美国求学与工作，后成为美国的大学校长。在两岸还没有“三通”的年代，他借助美籍华人的身份，率先将MBA引入中国大陆，因为有临终关怀的教育背景，黄天中又将其首次引入到国内。
“两个好玩的老头。”这是与会人员对黄天中与崔以泰的印象。35年前，两人年富力强，激情澎湃，期待未来；35年后，虽然只能坐在轮椅上“忆得旧时携手处”，但他们初心不改，火热的情怀依旧。
圆桌前，黄天中与崔以泰向近百名与会者介绍了临终关怀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“临终关怀”始于中世纪的欧洲。到1967年，英国创建世界上第一家现代临终关怀院。美国1974年建立首家临终关怀医院，1986年临终关怀被纳入医疗补助计划。
1988年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建立后，天津医学院1990年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病房，1992年3月还举办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。
进入新世纪后，《临终护理》《多元文化与护理》等一批教材进入医学院校，这些说明我国已经建立了临终关怀医学专业教学体系、护理专业教学体系。说起我国的临终关怀教育发展历程，崔以泰如数家珍。
“国外开展死亡教育可以追溯到1928年，西方一些国家，死亡教育课程涉及各个年龄段，且实现系统化。”临终关怀的教育经历，也让黄天中对国外死亡教育现状有较多的了解。
“我国死亡教育多年来虽有进步，但整体现状不乐观。”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罗冀兰介绍，从2004年起，北京大学、山东大学等20多所高校开设了与死亡教育相关的课程，还开展了写墓志铭、参观殡仪馆等实践活动，但在中小学课程体系中死亡教育还缺位较多，只有少数学校开展了“写遗嘱”等形式的教育活动。这样的活动虽然带来了些许积极影响，但收效甚微。
厦门翔安一中进行生命教育多年。学校承担了“十三五”规划课题“中学生体验式生命教育的实践研究”。“有人认为中小学生年龄过小，身心不成熟，草率开展死亡教育和实践活动，可能会有负面影响。”课题负责人之一许丽玲是翔安一中心理课教师，她认为，在中小学开展死亡教育很有必要，但方式一定要恰当。
如何让生命教育更完整？直面“死亡”不能回避
“直面死亡这个命题，生命教育才更完整。”早在1992年，崔以泰、黄天中就出版了《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》一书，主张“直面死亡”是书中的主要观点之一。
“受儒家文化影响，中国人看重吉祥和好运，更多考虑的是如何‘生’，很难直面讨论死，社会在发展，这些观念要逐步改变。”黄天中认为，通过恰当的教育活动，让学生直面死亡，很有必要。
“临终关怀教育就是最恰当的方式之一。”崔以泰认为，中国人崇尚孝老爱亲，有“送终”“善终”这些观念，在临终关怀过程中，进行直面死亡的教育，就显得顺理成章。
李志刚是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的主治医师，也是该院“安宁疗护”团队的一员，他向记者介绍了他所在医院临终关怀的相关场景。
清华长庚医院“安宁疗护”团队成员有十几人，既有疼痛医师、治疗医师和护士，还有营养师、民俗专家等多个角色。在这里，医生不会再与“死神”搏斗，也不会进行过度诊治，而是以镇痛、倾听和预后为主。
路桂军是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，也是“安宁疗护”团队负责人，除去医生身份，他还热衷于生命文化推广和叙事医学写作。
路桂军认为，中国人应该慢慢改变传统的生死观。有一次，他看到一个小朋友在祝福爷爷生日快乐的时候，说祝爷爷永远不死，于是大家都笑起来了。
“其实我觉得这并不好笑。”路桂军认为，中国人总会谈起他人死亡，在“你我”之间就避讳这个话题，很多人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远，殊不知它和自己的关系很密切。
“我会去墓地讲生死。”路桂军认为，清明节在墓地讲生死，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，这也是让人们能接受“直面生死”的方法之一。
2021年清明节晚上，凤凰卫视播出了路桂军的专访节目《我给自己办葬礼》。
镜头里，路桂军躺在停尸床上，接受入殓师擦洗身体，随后，他躺入棺材，聆听朋友和家人道别。
“我是要把死亡拉近，告诉大家死亡随时可能来找你，要直面‘我死’。”节目中，路桂军解释了为自己举办“葬礼”的缘由，那就是：对公众普及死亡教育，让人们学会直面死亡。
临终关怀，教育不能缺位
“您这么年轻，为什么要选修临终关怀的课？”“因为这门课让我懂得如何面对死亡，懂得去理解死亡和生命的关系，让我懂得从现在起就要孝老爱亲。”面对记者的提问，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2022级本科生刘之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最近两年，“不同视角下的临终关怀学”这门课，作为选修课，开始进入集美大学，每年有近60人选修。
“不同视角下的临终关怀学”由黄天中与温州医科大学专业教师共同打造。除了线下教学，其在线上也有诸多的选课者。在“智慧树”选课平台上，已经有2.21万人选修该课。
“不同视角下的临终关怀学”从孝亲文化、人文关怀、专业知识和生死教育四个维度，普及临终关怀教育，弘扬我国孝亲感恩的传统文化。
“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临终关怀教育。”黄天中介绍，人们在得知病情，并要面对死亡时，都会经历否认、愤怒、妥协、沮丧、接受这五个阶段，这些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，全世界都一样，但是中国人有自己特有的文化，中国人的死亡教育应与孝老爱亲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，作为一项系统教育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教育模式。
在黄天中看来，现在国内对公众引导的重点是要让大家明白临终关怀的主要目的，特别是要让人们懂得：临终关怀的重点并不是如何延长生命，而是如何去丰富生命，提高濒死病⼈的生活品质，让他们得到心灵的抚慰。
临终关怀不仅是⼀项医疗事业，更是一项社会事业，它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提高⼈们的生命质量，更在于对人们进行生命教育，这些是崔以泰35年来最希望告诉公众的。
临终关怀起步35年，未来路向何方？对此，黄天中等前辈提出“六化”建议，即：国家层面的政策给予制度化、临终关怀的教育体系化、临终关怀机构的规范化、临终关怀团队的专业化、生命教育知识的普及化、临终关怀的居家及社区服务的延伸化。（中国教育报-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熊杰 通讯员 刘丽霞）
